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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三农领域的路线之争

1.

由于对国情和农业形势的不同判断,目前中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领域形成了对立的观点和不同意见的两派。其中一位主张在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加快农村改革,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基本农业管理制度和金融支持政策的全面改革,以保持中国经济在短期内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快速城市化,最终将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与欧美相当的发达国家。这种观点认为,制约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导致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症结主要是制度问题。因此,只有彻底改革体制,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快速崛起。

这所学校特别强调城乡一体化,相信市场的力量,认同顶层设计的重要性,认为改革的基本方法是改变阻碍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和机制,从而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并贯彻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蓝图。这所学校在三个农村地区的典型表现是,随着农民迅速到达城市,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目前,依靠中老年人务农是不可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农业必须现代化。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管理主体,发展现代农业迫在眉睫。国家对农业政策的财政支持应重点支持和支持现代农业。因此,这所学校也可以称为“现代农业学校”。它之所以被称为“激进学派”,是因为“现代农业学派”对中国当前的基本农业制度乃至基本社会制度持否定的批判态度。它认为目前的体制和制度是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农业”或“激进分子”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领域的主流派别。媒体和政策实践目前都主要受到这一派别的影响。

反对“现代农学家”或“激进分子”的是“小农经济”或“保守派”。“小农经济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其中9亿是农民。9亿农民的原因是,尽管在城市工作和做生意的2亿多农民工被算作城市人口,但这些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显然仍然缺乏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条件,无法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农民工缺乏稳定就业机会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原因,与中国当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当前的经济增长阶段有关,或由其决定。在中国,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中国工业仍然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和制造业。城市不可能在有就业和收入条件的城市为大多数移徙工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国家也不能为大多数不能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的移徙工人提供有效的城市保障。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小农经济派”认识到,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一种能够保护未能进城的返乡农民的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资本限制在农村,使未能进城的返乡农民能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种自己的田,找到自己的家园和生活。城乡二元结构甚至可以在过去30年、现在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目前在中国农村广泛使用的基于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模式,使农民家庭的老年父母能够赚取农业收入,而幼儿则能够在城市工作赚取工资收入。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也提高了生活成本

“小农经济派”认为,城乡关系是发展极与稳定器的关系,是创新与秩序的关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一个安静的运动,一个快速的运动,一个缓慢的运动,一个积极的运动和一个消极的运动。它们在一条连续的线上补充、支持和下降。基于这一认识,“小农经济派”认为,正是当前的农村基本制度创造了中国过去30年现代化的奇迹,而当前的农村基本制度也将是中国在未来30年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制度红利。坚持当前农村的基本制度,改进与时俱进的部分,是当前三个农村应该坚持的基本路线。因此,“小农经济派”也可以称为“保守派”。

2。

小农经济派认为目前的三个农村地区不存在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农村治理、农村空心化、留守、农业生产等问题需要解决。然而,“小农经济派”认为,农业、农村和不同性质的农民存在两种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种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必须面对,但很难解决,也不必解决。核心是缓解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来自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还有一类问题是由政策错误引起的,应该尽可能直接面对和解决。

“小农经济派”反对浪漫的想象,并不承诺在短时间内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变革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小农经济派”并没有刻意描绘农民的苦难,而是希望实事求是地了解农民的状况,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秩序,了解他们的期望和想法。

“小农经济派”因此特别注重从小农的角度完善农村政策和制度设计。正是从小农的角度出发,系统设计才能改善小农的状况。基于小农仍将长期存在的事实来设计“三农”政策,“三农”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为小农服务。在尽快制定政策消灭小农户的基础上,小农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领域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制度设计是以迅速消灭小农为基础,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要政策目标。这种政策和制度设计可能人为地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领域造成问题。

“小农经济派”不仅把“三农”问题置于中国整体发展阶段来理解,而且把“三农”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从“小农经济派”的角度来看,不仅是农业,更重要的是,农民生活在村里,这是一个他们世世代代都认识的熟人社会。“小农经济派”不仅从“三农”三位一体的角度看待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城镇化率等冷数据。还有血肉之躯的生活,爱与恨,熟人社会网络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支持,小农舍里农民的和平与休闲,农民有了家后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当然还有类似艺术和娱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将农民视为活生生的人的尝试。

在“小农经济派”看来,当前大多数公众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看法都有误解。例如,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似乎主要取决于年老的农民去耕种。粮食产量肯定低于大规模农业。中国不能用粮食养活自己。事实上,中国农村仍有近3亿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不足10亩。集约农业使中国的耕地粮食产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几乎所有大规模经营的粮食产量都不如小农经济。至于将来谁会种田?未能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自然会在回家后愿意务农,而愿意回家而不是留在城市贫民窟的农民数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会达到数亿。另一个例子是农民的收入。舆论认为农民不能靠耕作致富。问题是农业至少可以解决食物和衣服的问题。农民的状况比城市中产阶级差,但农村生活比城市贫民窟体面和体面得多。另一个例子是农产品的安全。小农经济难以监管,农产品质量容易出现问题。然而,农产品安全有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是后现代标准下的食品安全。目前,中国首要的农产品安全是食品安全,即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极有能力支撑中国。

3。

由于对国情和农业形势的不同理解,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形成的“现代农业”和“小农经济”的不同观点将影响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和制度设计。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将反过来影响国情和农业形势,特别是制度设计和实践将形成路径依赖。

中国现行的三农政策是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还是以服务小农经济为中心,涉及自上而下的财政政策、组织制度、基本农业制度、农村制度安排和话语体系。目前,三个农村地区正在进行的大多数政策实践都深受“现代农学家”的影响,这些政策实践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显现出不良后果。

迫切需要从路线的角度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和制度进行辩论。